阿黄信了。

它摇摇尾巴，把下巴搁回他膝头。窗外起风了，那件蓝布棉袄的袖子被吹得一荡一荡，像在招手。

那之后的日子，像旧唱机转到了末一圈。

老李出门的次数越来越少。从每天两趟，减到一天一趟，再到隔天一趟。腿疼得厉害时，连院子都迈不出去，就搬着藤椅坐在门口，看巷子里人来人往。

阿黄不跑了。

从前它总要趁老李歇晌时溜出去，沿着护城河追蜻蜓，去废品站那边找野猫对峙，跑到菜市场后头闻鱼摊的腥味。现在它哪儿也不去。老李的藤椅挪到哪儿，它就趴到哪儿，下巴搁在前爪上，耳朵却竖得高高的。

它开始害怕一些从前不怕的东西。

怕那咳嗽声忽然停了。怕老李闭眼的时间比往常久。怕他蹲下去，半天站不起来。

它不懂什么叫“病情加重”，也不懂“慢性支气管炎”“退行性地关节病”这些词。它只知道主人身上那股烟草和铁锈的气息，近来掺进了一丝陌生的味道。不是药油，不是红花油，是一种从身体内部渗出来的、闷闷的、朽木似的潮湿。

它把鼻子埋进老李的棉袄袖口，深深吸一口气。

还是熟悉的烟草味。别的它闻不见。

十月廿三那天，巷口周婶送来一碗红烧肉。

周婶的汉子前年脑血栓瘫了半边身子，老李帮衬着送去过医院，又给凑过两百块钱。她记着这份情，隔三差五送点吃食来，有时是炖得烂烂的猪蹄，有时是韭菜馅饺子，隔着院门递进来，不肯多坐。

这天的红烧肉煨了两个钟头，肥肉化成了颤巍巍的透明，酱色油亮。周婶把碗搁在门槛上，往院里张望一眼，压低声音：“李大爷，您趁热吃。”

老李应着，却没动筷。他拿筷子尖把红烧肉拨成两堆，大的一堆拨进阿黄的食盆，小的一堆留在碗底，拌进中午的剩饭里。

阿黄低头吃着，忽然听见他说话。

“你婶子的手艺，赶不上你大娘。”

阿黄抬起头，舔舔鼻头。

老李没看它，望着桌上那个相框。相框里扎麻花辫的女人笑得安静，像从没离开过。

“她炖肉爱放冰糖。”老李说，“说这样上色亮，不腻口。我不懂这些，就知道吃。”

他顿了顿，拿筷头戳着碗里的饭粒，一颗一颗，戳得稀烂。

“头一回上她家吃饭，她爹坐主位，我紧张得连筷子都拿反了。她在灶台边偷着笑，不敢笑出声，肩膀一抖一抖的。”

阿黄听见老人的声音忽然轻下去，像风穿过空荡的堂屋。

“那是五三年。我还在厂里当学徒，一个月工资八块钱。”

他把那撮戳烂的饭粒送进嘴里，慢慢嚼着，喉结滚动。

“八块钱。买一对银耳环都不够。”

阿黄不懂银耳环是什么。它只看见老李嚼了很久，像在嚼一块咽不下的东西。

那天夜里，阿黄第一次梦见那个扎麻花辫的女人。

梦里的光线是旧照片那种黄，暖洋洋的。女人坐在藤椅上，膝头铺一块蓝布，正在缝什么。阿黄想凑近闻闻她的气味，可怎么也跑不到她跟前。四条腿像陷在泥里，迈一步，退半步。

女人抬起头，朝它笑了笑。

阿黄醒了。

屋里黑漆漆的，老李的咳嗽声从里屋传出来，一阵紧似一阵。它爬起来，走到床边，把前爪搭在床沿上。

老李侧躺着，背对着它，肩膀一起一伏。

阿黄没有叫。它轻轻跳上床――这是老李不许的，从来不许――在老人脚边的被褥上蜷成一团。床很窄，它把自己缩得很小很小，下巴搁在尾巴上，听着那咳嗽声渐渐平下去，化作绵长的呼吸。

窗外起了风。晾在院子里的蓝布棉袄被吹得轻轻晃动，袖子一甩一甩，像在赶路。

阿黄闭上眼睛。

梦里它终于跑到藤椅边。女人还坐在那儿，膝头铺着那件旧棉袄，正往肘部比一块灰布。她抬起头，冲它招招手。

阿黄把头搁在她膝盖上。

那双手落在它头顶。不是老李的触感――更柔软，带着皂角的清香。它闭上眼睛，听见女人轻轻哼起一支歌。

调子很老，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来，穿过四十年的光阴，落在一个秋天的夜里。

第二天阿黄醒来时，老李已经熬好了粥。

他把食盆搁在门口，自己坐在藤椅里，披着那件蓝布棉袄。阳光打在他花白的鬓角上，把每一根白发都照成细细的银丝。

阿黄走过去，把脑袋埋进他怀里。

老李没问它昨夜为什么上床。他只是一下一下摸着阿黄的脊背，从脖颈到尾巴根，再从尾巴根捋回脖颈。那只手今天格外暖和，像刚从灶膛边焐热。

“阿黄。”他低声说，“老李要出一趟远门。”

阿黄抬起头，耳朵警觉地竖起。

“不远。”老李顿了顿，“就是有点久。”

他的手掌覆在阿黄眼睛上，温热，粗糙，带着永远的烟草与铁锈味。

“你在家等着。等我回来。”

阿黄眨眨眼，睫毛扫过那片掌心。

它信了。

它会一直信的。_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