雨是从傍晚开始下的。

不是那种铺天盖地的暴雨，是江南三月特有的、细密绵长的冷雨，落在身上不觉得疼，只觉得凉――凉意从领口钻进去，顺着脊背往下爬，一直凉到脚底板。楼明之站在江心洲废弃船厂的铁栅栏外面，雨衣的帽子压在眉毛上，眼睛盯着栅栏里面的那盏灯。

那是一盏煤油灯，摆在船厂老办公室的窗台上，火苗在玻璃罩子里跳一跳的，远远看去像一只困在罐子里的萤火虫。

有人。而且是在等。

楼明之在这行干了十三年，从派出所片警干到市局刑侦队长，见过太多等的人。等仇人的，等情人的，等死的人――每个人等的姿势都不一样，但眼神是一样的。那种眼神，他在窗台上那盏煤油灯后面看到了，虽然隔着一层玻璃和一片雨幕，但他确定，灯后面有一双眼睛在往外看。

“你确定是这儿？”

谢依兰蹲在他旁边，身上穿着一件跟他同款的黑色雨衣，雨衣太大，袖子卷了两道还是长，露出十根细白的手指头，正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。她画的是一条路线图――从江心洲码头到船厂，从船厂到江边那座废弃的吊塔，每一条路都标得清清楚楚。

“八点差三分的时候，那个人从三号码头下了船，没打伞，穿一件灰色的中山装，四十岁上下，左腿有点跛。他走的是西边那条碎石路，没有走大路。”谢依兰用树枝在碎石路上画了一个叉，“他是故意让人看见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大路上有监控。碎石路没有。他想被人看见，但不想被拍下来。”

楼明之看了她一眼。这个女人比他想象的要敏锐得多。两个礼拜前他们在青霜门旧档案室的雨夜里初次碰面――她是来找师叔的民俗学者，他是来查恩师旧案的前刑侦队长，谁也不认识谁，谁都以为自己只是偶遇一个同路人。但现在楼明之已经慢慢习惯了她的节奏：说话不紧不慢，走路快得追不上，蹲下来画图的样子像个刚下课的测绘系学生，可每一根线条都精确得让人发冷。

他重新把目光转向船厂。煤油灯的光在雨幕里闪烁不定，像一盏信号灯。他忽然想起一件事――恩师陈敬山临死前最后见的人，就是在这座船厂。那是三年前的冬天，陈敬山接了一个匿名电话，大半夜跑出去，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倒在船厂码头边上，头部受到重击，从此再也没醒过来。手机没了，笔记本没了，只有手里死死攥着一枚青铜令牌，指甲陷进铜锈里，怎么掰都掰不开。

那枚令牌现在就在他怀里。贴着心口，被体温焐得温热。

“走吧。”楼明之站起来，把雨衣的下摆掖进腰带里，露出腰间那把警用匕首，“进去看看。”

船厂的铁栅栏锈得厉害，轻轻一推就开了一道缝。两个人侧身挤进去，脚下踩着碎砖和野草，发出细小的声响，被雨声盖住了。谢依兰的脚步很轻，轻得几乎听不见――楼明之注意到，她踩的地方都是实地，碎砖、水洼、松动的石子，她每一步都踩在最稳当的位置上，像一只在废墟里行走的猫。

“轻功？”他压低声音问。

“小时候练的。我爸教的我，他说女孩子学轻功不是为了打架，是为了跑得快。”谢依兰的声音也很轻，轻得恰到好处，“后来发现，跑得快不如踩得稳。跑得再快，踩错了地方一样摔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