霜降过后，护城河的水面结了薄薄一层冰。
不是那种能踩上去的厚冰，是像玻璃纸一样脆的、透明的薄冰。早晨的太阳照在上面，折射出细碎的光，像撒了一河碎银子。河边的柳树都秃了，枯黄的枝条垂下来，像老人干瘦的手指。风吹过的时候，枝条互相碰撞，发出簌簌的轻响，像在低语。
阿黄跟在老李身后，踩着满地的落叶。落叶是金黄色的，褐色的，暗红色的，层层叠叠铺了一地，踩上去沙沙作响。有些叶子还没完全干透，软塌塌的，踩上去会发出噗嗤的声音，渗出一点潮湿的汁液。
老李走得很慢。
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外套，脖子上围着一条灰色的羊毛围巾――那是去年冬天，社区送的慰问品。围巾很长，他在脖子上绕了两圈，还垂下一大截。走路的时候，围巾的流苏随着步伐轻轻晃动。
阿黄的脚步也跟着放慢了。它不再像夏天那样跑到前面去，闻闻这棵树，刨刨那个土坑。它就紧紧跟在老李脚边，两步远，最多三步。老李停下来，它就停下来。老李继续走，它才继续走。
他们沿着护城河走，走过那座石桥，走过那片曾经开满野花的河滩，走到那棵老槐树下。
夏天的时候，老李总喜欢在这棵树下坐一会儿。树荫很大，能遮住整张长椅。他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搪瓷水杯，喝口水，看着河面上的游船来来往往。阿黄就趴在他脚边，吐着舌头喘气，偶尔有蝴蝶飞过，它会竖起耳朵，但不会去追――老李说过，不能追蝴蝶，会摔倒。
现在，树上的叶子都掉光了。光秃秃的枝干伸向灰色的天空，像一幅用炭笔勾勒的素描。长椅上落满了枯叶，还有鸟粪干涸后的白色痕迹。
老李站住了，看着长椅，没有坐下的意思。
阿黄仰头看他。老李的脸在冬日的晨光里显得很苍白，脸颊的皮肤有些松弛，眼窝深陷下去，眼圈泛着淡淡的青色。他呼出的气在冷空气里凝成白雾，一团一团，像云朵。
“不坐了，”老李喃喃道，像是自自语，“凉。”
他转身，继续沿着河岸往前走。
阿黄跟上去。它注意到，老李走路的时候，左手总是按在左肋下方。那个动作很隐蔽，像是无意间的一个习惯，但阿黄见过太多次了――每次咳嗽过后，或者走路走久了，老李的手就会按在那里，手指微微用力，像在按压什么东西。
又走了大约一百米，老李忽然停下脚步，扶着河边的栏杆，剧烈地咳嗽起来。
这次咳得很凶。他弯下腰，整个身体都在颤抖，手死死抓住冰冷的铁栏杆，指关节泛白。咳嗽声像从胸腔深处炸开，一声连着一声，中间几乎没有喘息的空隙。阿黄看见老李的后背在工装外套下剧烈起伏，看见他脖颈上的青筋都暴了起来。
咳了大概半分钟，咳嗽声才渐渐平息。老李撑着栏杆，大口喘气，白气一团一团从他嘴里喷出来，在冷空气里迅速消散。他松开栏杆，直起身，从口袋里掏出手帕，捂着嘴咳了两声，才把手帕收起来。
手帕是白色的棉布，已经洗得发灰了。阿黄看见，手帕的一角，有暗红色的斑点。
老李把手帕叠好，塞回口袋，继续往前走。他的脚步更慢了，每一步都走得很沉，像腿上绑了沙袋。
阿黄跟在他身边，抬头看他的侧脸。老李的嘴唇抿得很紧，嘴角向下耷拉着，形成一个苦涩的弧度。他的眼睛望着前方，但眼神有些涣散，没有焦点。
又走了几十米，老李在一张干净些的长椅上坐了下来。
这张长椅背对着河面，面朝着一条小径。小径两旁是冬青树，叶子还绿着，但蒙了一层灰。长椅是木质的，刷着绿色的漆，有些地方的漆已经剥落了，露出里面发黑的木头。
老李坐下时，发出一声很轻的叹息。他往后靠，背贴着椅背，闭上眼睛。晨光照在他脸上，那些皱纹在光线下显得更深了，像用刻刀凿出来的沟壑。
阿黄跳上长椅，挨着老李坐下。它把身体贴紧老李的大腿，脑袋搁在椅面上，眼睛望着小径上来来往往的人。
早晨的护城河边人不多。有几个晨练的老人，穿着运动服，慢跑或者打太极拳。还有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，车里的小婴儿裹得像粽子，只露出一双乌溜溜的眼睛。远处有几个中学生模样的孩子，背着书包，边走边嬉闹，笑声像铃铛一样清脆。
老李睁开眼睛，看着那些孩子。
“我孙子，”他忽然开口，声音很轻，“要是还在，也该这么大了。”
阿黄不懂“孙子”是什么意思，但它听出了老李声音里的某种东西――不是悲伤，也不是遗憾，是一种更深沉、更空旷的寂寥。像深秋的原野，草木都枯了，只剩下一望无际的、裸露的土地。
“他三岁那年，”老李继续说，目光追随着那群孩子的背影，“得了肺炎。那时候医疗条件不好，没救过来。”
他顿了顿，手指无意识地抚摸着阿黄背上的毛。
“他爸――我儿子，那时候在外地当兵，赶回来的时候，孩子已经没了。他抱着孩子，哭了一整夜。后来，他跟他妈说，再也不生孩子了，太痛。”
老李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。
“再后来，他跟他妈离婚了。说是感情不和，但我知道，是那件事在心里留了疤，碰不得。”老李苦笑了一下，“现在他在南方，做生意，娶了个当地姑娘，生了个女儿。每年春节打个电话，寄点钱回来。”
他望向河面。薄冰已经化了，河水静静地流着，泛着暗绿色的光泽。几只水鸟在河面上游弋，留下浅浅的涟漪。
“有时候我想，”老李喃喃道，“要是我老伴还在，要是我孙子还在，这个家，会不会热闹点？”
阿黄把头往老李手里蹭了蹭。
老李低头看它，眼里的寂寥褪去了一些，换上了温和的神色。
“不过现在有你，”他揉了揉阿黄的耳朵，“也挺好。”
他们在长椅上坐了很久。太阳渐渐升高，晨光变得明亮起来，照在身上有了些许暖意。老李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，摊开在膝盖上，让阳光照着手背。
阿黄看见，老李的手背上有好几个针孔。针孔周围有青紫色的淤痕，像花瓣一样散开。有些淤痕是新的，颜色很深；有些是旧的，已经变成了黄褐色。
老李注意到阿黄在看他的手，把手翻过来，掌心朝上。
“医院扎的，”他解释，语气很平淡，“抽血，打针。”
他伸出手指，点了点其中一个针孔：“这个，是前天抽的。护士说我血管细，不好找，扎了三针才抽到。”
他又点了点另一个淤痕：“这个，是打点滴留下的。药水太凉，血管疼。”
阿黄伸出舌头，轻轻舔了舔那些针孔。舌头很粗糙，但动作很轻。老李没有躲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它。
“你懂什么，”老李低声说，“你就是心疼我。”
阿黄不懂“心疼”是什么意思，但它知道，老李现在很难受。那些针孔，那些淤痕，那些咳嗽，那些深夜里的喘息――所有这些东西，都让老李很难受。
它唯一能做的，就是陪着他。
又坐了一会儿，老李站起身。他的动作很慢，先是双手撑着膝盖，然后慢慢直起腰。起身的瞬间，他轻微地晃了一下，阿黄立刻站起来，用身体顶住他的腿。
“没事，”老李稳住身形，拍拍阿黄的脑袋，“走，回家。”
他们往回走。回去的路，老李走得比来时更慢了。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，像踩在冰面上。遇到有台阶的地方，他会停下来，歇一歇，才迈上去。
走到石桥时，老李又咳嗽起来。这次咳得没有刚才那么凶，但时间很长。他扶着桥栏杆，咳了大概一分钟，才渐渐平息。
桥上有几个行人走过，好奇地看了他们一眼，但没有人停下。
老李直起身，擦了擦嘴角，继续往前走。他的脸色比刚才更白了，嘴唇有些发紫。
阿黄紧紧跟在他身边，每一步都踩着他的影子。
终于走到单元楼下。老李扶着楼梯扶手，一级一级往上爬。他家在四楼，没有电梯。夏天的时候，老李爬楼梯还算轻松，中间不用休息。现在，他每爬一层就要停下来，扶着墙喘气。
爬到三楼时，老李停下来，靠在墙上，胸口剧烈起伏。他的额头上全是汗，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，滴在衣领上。他闭着眼睛，深呼吸，手又按在了左肋下方。
阿黄蹲在他脚边，仰头看着他，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咽声。
“没事，”老李睁开眼睛，声音有些喘，“歇会儿就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