立冬那晚，风特别大。
风从护城河那边刮过来，穿过巷子时发出尖利的呼啸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哭。老李早早关了门窗，但风还是从门缝窗缝里钻进来，吹得煤油灯的火焰摇摇晃晃，在墙上投出变幻不定的影子。
阿黄缩在狗窝里，只露出一个脑袋，耳朵随着风声一抖一抖。它不喜欢这么大的风，每次刮大风，它都会变得很警觉，总觉得外面有什么危险的东西。
老李坐在藤椅里，腿上盖着那条用了十几年的军绿色毛毯。毯子已经很旧了，边角都磨出了线头，但洗得很干净，有阳光和肥皂的味道。他手里拿着一本泛黄的相册，一页一页慢慢地翻。
相册是塑料封皮的，印着“北京风光”的图案――天安门、长城、颐和园，颜色都褪得差不多了。里面夹着的照片，大多已经发黄、卷边，有些还粘在了一起，得小心翼翼地揭开。
第一页是老李年轻时的照片。黑白的，二十出头的样子，穿着白衬衫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站在一栋老式办公楼前，笑得有点拘谨。那是他刚进工厂的时候，师傅给拍的，说“留个纪念”。
第二页是他和老伴的结婚照。也是黑白的，两人并排坐着，都穿着中山装，胸前别着纸花。老伴扎着两条粗粗的麻花辫，垂在胸前，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。那时候她真年轻啊，脸颊鼓鼓的，像刚熟的桃子。
第三页、第四页……都是些生活照。厂里运动会，老李参加拔河，脸红脖子粗；周末去公园划船，老伴坐在船头，手撩着水花；过年包饺子，一家人围在桌前，热气腾腾……
翻到最后一页，只有一张照片。
是阿黄。
去年秋天拍的，在老柿子树下。阿黄蹲坐着，昂着头，眼睛亮晶晶的，脖子上系着那条红布项圈。阳光从树叶缝隙里漏下来，在它身上洒下斑斑点点的光。照片是楼上小王帮忙拍的，用的是新买的傻瓜相机，彩色的，洗出来特别鲜亮。
老李的手指在那张照片上停留了很久。
煤油灯的光晕开在照片上，阿黄的毛色显得更温暖了，像是会发光。他看着看着，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。
“阿黄啊，”他轻声说，“你看，你多精神。”
阿黄听见自己的名字，从窝里抬起头，摇了摇尾巴。
老李合上相册，把它放在膝头，用毯子盖好。然后他伸手，从藤椅旁边的矮柜抽屉里，拿出一个铁皮盒子。
盒子不大，长方形，锈迹斑斑的，原来是装饼干的。他打开盒盖，里面没有饼干，只有一沓用橡皮筋捆好的信。
信纸都已经泛黄发脆，边缘起了毛边。信封上的字迹，是他熟悉的、娟秀的钢笔字――是老伴写的。
这些信，是她刚嫁过来那几年，他出差去外地学习时，她写给他的。那时候通信不方便，一封信在路上要走一个星期，甚至更久。每次收到信，他都像过年一样高兴，躲在宿舍的被窝里，打着手电筒一遍遍地看。
后来不出差了，信也就不写了。但这些旧信，他一直留着，用铁皮盒子装着，放在柜子最里面。每年立冬这天，他都会拿出来，一封一封地重读。
不是因为她写了什么了不得的话――其实都是些家常：今天买了什么菜，邻居家生了孩子，厂里发了劳保用品……琐碎得不能再琐碎。但他就是爱看，看那些熟悉的字迹，看那些已经模糊在记忆里的日常。
好像这样，她就还在。
老李解开橡皮筋，抽出最上面的一封信。信封上的邮戳已经模糊不清，只能勉强看出是“1978年11月”。他小心地抽出信纸，展开。
“建国：
见字如面。
你走的第七天，北京下雪了。不大，薄薄的一层，早上起来，院子里白茫茫的。隔壁张大姐说，这是好兆头，瑞雪兆丰年。我想也是。
厂里这个月发了两斤肉票，我割了半斤五花肉，剩下的攒着，等你回来包饺子。白菜是后院自己种的，长得很好，我腌了一缸酸菜，够吃一个冬天。
昨天去邮局给你寄了毛衣，是我新织的，毛线是托人从上海捎来的，说是纯羊毛，暖和。你试试大小，不行就拿去改。
你在那边好好学习，别惦记家里。我一切都好，就是晚上有点冷，被子薄了。不过不要紧，我把你的军大衣压在上面，暖和多了。
对了，阿黄――就是巷口杂货店那只大黄狗，生了一窝小狗，五只，胖乎乎的，特别可爱。我每天路过都去看，店主说等满月了，可以抱一只回来养。你说好不好？
盼你早日归来。
秀英
1978年11月7日夜”
老李读得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看。读到“阿黄”那里时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
原来那时候，她就想养狗了。
那只大黄狗，他记得。是杂货店老板养的，特别凶，见人就叫。但对她却特别温顺，每次她路过，都会摇尾巴。她总说，狗通人性，知道谁对它好。
可惜后来杂货店搬走了，狗也带走了。再后来，他们一直没养狗，直到去年捡到阿黄。
缘分这东西，真是说不清。
老李把信折好，放回信封，又抽出下一封。
这封短一些，只有半页纸。
“建国：
信收到了，毛衣也收到了，很合身，谢谢。
这几天降温了，你要多穿点。学习再忙，也要按时吃饭。我给你寄了一瓶辣椒酱，是你爱吃的那个牌子，拌面条特别香。
昨天去看了电影，《庐山恋》，真好看。女主角真漂亮，穿的衣服也时髦。散场的时候，听见几个小姑娘说，以后结婚也要穿那样的裙子。我想，咱们结婚那会儿，要是有那样的裙子就好了。
不过现在也好，平平安安的，比什么都强。
对了，小狗的事，我跟店主说了，他答应给我留一只，最胖的那只。等你回来，咱们一起去抱。
快过年了，盼你早点回家。
秀英
1978年12月15日”
老李读到“最胖的那只”，又笑了。她总是这样，挑什么都挑最好的。买菜要挑最新鲜的，买布要挑最结实的，连养狗，也要挑最胖的。
可惜后来，那只小狗没能抱成。因为他学习延期，等到他回来，小狗已经满月了，被店主送人了。她难过了好几天，说那只小狗特别亲她，每次她去，都会摇摇晃晃地跑过来舔她的手。
“没事，”他当时安慰她，“以后咱们自己养，养一窝。”
可后来，一直没养。
工作忙，要孩子，照顾老人……总有这样那样的事。等到终于闲下来，想养只狗的时候，她已经不在了。
老李把第二封信也折好，和第一封放在一起。他没有继续往下读，只是抱着那沓信，靠在藤椅里，闭上了眼睛。
胸口又开始闷痛了，不是咳嗽的那种痛，是更深、更钝的痛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往里钻。他知道，那是老毛病又犯了――医生说叫什么“心绞痛”，但他总觉得，那是想她想出来的病。
想一个人的时候，心真的会疼。
阿黄从窝里爬起来，走到藤椅边，把脑袋搁在他膝盖上。老李睁开眼，看见它那双湿漉漉的眼睛，正一眨不眨地看着他。
“没事，”他摸了摸它的头，“就是……想她了。”
阿黄不懂“她”是谁，但它能听出老李语气里的悲伤。于是它更用力地蹭了蹭，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像是在安慰。
风还在刮，一阵紧似一阵。煤油灯的火焰被吹得东倒西歪，差点灭了。老李赶紧用手护住，等风小了些，才重新坐直。
他看了眼墙上的钟――晚上九点。
该睡了。
但他不想睡。一睡着，就会做梦。有时候梦见她，年轻的样子，扎着麻花辫，笑得像朵花。有时候又梦见她最后那段日子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躺在病床上，握着他的手说：“建国，别怕。”
他怎么能不怕？
怕她疼，怕她走，怕一个人留在这世上。
最后那几天，她总是昏睡，偶尔醒过来，就看着他，眼神空洞洞的，像是已经不认得他了。只有一次，她忽然很清醒，说：“建国，等我走了，你再养只狗吧。有个伴，我就不担心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