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李走后的第一天，阿黄把整个屋子翻了个遍。

它先从藤椅开始。藤椅是老李最喜欢待的地方，坐垫被压出一个深深的凹陷，扶手上的藤条被磨得光滑发亮。阿黄把鼻子塞进坐垫和扶手之间的缝隙里，深深地吸气。老李的味道还在，浓得像是他刚刚还坐在上面。

它把藤椅的每一个角落都嗅了一遍，然后走到床边。被子叠得整整齐齐，枕头摆在正中间，上面还有老李头油的味道。阿黄跳上床，把脑袋埋在枕头里，一动不动地趴了很久。

然后是厨房。灶台上的锅里还留着早上煮粥的痕迹，碗橱里摆着两只碗――一只大的是老李的，一只小的是阿黄的。阿黄站起来，前爪搭在灶台上，舔了舔那只大碗的边缘。碗上还有老李嘴唇的温度，或者说，阿黄觉得还有。

最后是门口。老李的旧棉鞋整整齐齐地摆在鞋架上，左边那只鞋带松了，老李一直说系上，一直没系。阿黄把那只鞋叼起来，放到藤椅旁边――那是老李穿鞋时常坐的位置。

它做完这一切，卧在藤椅下面，下巴搁在地上，眼睛望着门口。

等。

中午的时候，王婶来了。她推开门，手里端着一碗面条，看到阿黄卧在藤椅下，眼睛亮了一下，随即又暗了下去。

“阿黄，吃饭了。”王婶把面条倒进阿黄的碗里，蹲下来摸了摸它的头。“你爷爷去医院了，过几天就回来。你要好好吃饭，别让他担心。”

阿黄没有动。面条的味道很香，里面有肉丝和青菜，比老李平时煮的粥好吃多了。但它不想吃。它只是看着门口，等那双旧棉鞋从门外走进来。

王婶叹了口气，又摸了摸它的头，走了。

面条凉了，阿黄没有碰。

傍晚的时候，阿黄饿了。它走到碗边，低头闻了闻那碗已经坨了的面条，犹豫了一下，舔了一口。味道不对。不是面条不好吃，是没有老李的味道。老李煮的粥虽然寡淡，但每一口都有他的手温――他把粥从锅里盛出来，先放在嘴边吹一吹，再放到地上给阿黄。那个过程里，粥里就融进了他的气息。

阿黄吃了几口就不吃了，回到藤椅下，继续等。

天黑了。阿黄不知道老李什么时候回来，但它知道老李从来不在外面过夜。每天傍晚，老李都会坐在藤椅上听收音机，听到新闻联播结束，然后起身去洗漱。九点钟准时上床，十点钟开始打鼾。

阿黄竖起耳朵，听着门外的动静。偶尔有人从巷子里走过，脚步声近了又远了，都不是老李的。老李的脚步声它太熟悉了――左脚落地比右脚重一些，走到门口会停一下，咳嗽一声，然后掏钥匙开门。

那天晚上，那个声音始终没有响起。

阿黄没有睡。它趴在藤椅下，睁着眼睛，耳朵竖得直直的，像两根天线。夜里起风了，窗户被吹得哐哐响，阿黄站起来看了一眼，不是老李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巷子里传来野猫的叫声，阿黄又站起来看了一眼，也不是老李。

凌晨的时候，阿黄实在撑不住了，闭上了眼睛。它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老李回来了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，推开门，喊了一声“阿黄”。阿黄扑过去，拼命摇尾巴，舔老李的手。老李蹲下来，双手捧着它的脸，笑着说：“等急了吧？”

阿黄从梦中惊醒，跳起来冲到门口。门关着，门外没有人。它用爪子扒门，扒了几下，又停下来，竖起耳朵听。巷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风声。

它慢慢走回藤椅下，卧下来，把下巴搁在前爪上。

第二天，第三天，第四天。

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，阿黄不再满屋子找老李了。它知道老李不在这里，但不知道他去了哪里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。它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等。

王婶每天都会来，带饭、换水、摸摸它的头，跟它说几句话。有时候是“阿黄，你爷爷在打针，过两天就回来”，有时候是“阿黄，你爷爷让我告诉你，好好吃饭”，有时候什么都不说，只是叹着气，把饭放下就走了。

阿黄开始吃饭了。不是因为它不饿了，而是它隐约觉得，如果老李回来看到它瘦了，会难过。它不想让老李难过。

但它吃得很少，只吃几口就放下，然后回到藤椅下。王婶带来的食物它都吃，但每一种都只吃几口――不是挑食，是它不知道老李什么时候回来，它要留出肚子，等老李回来给它煮粥。

第五天，王婶带了一个陌生人来。

那人是个中年男人，穿着深色的夹克，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。他在屋子里转了一圈，看了看老李的床、藤椅、灶台，又翻开床头柜的抽屉看了看。

阿黄蹲在藤椅下，警惕地盯着他。这个人的味道不对，不是巷子里的人，也不是老李的朋友。阿黄不喜欢他。

“王婶，这狗怎么办？”男人问。

王婶蹲下来，朝阿黄招了招手。“阿黄，过来。”

阿黄没有动。

“这狗是李叔的命根子。”王婶说，“李叔住院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它。您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，让它在屋里待着？它不乱咬东西，也不乱拉，很干净的。”

男人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“行吧，暂时让它待着。但房子不能空太久，李叔要是……要是回不来，这房子得处理。”

王婶没有说话，又摸了摸阿黄的头。

阿黄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但它从王婶的表情里读到了一种不好的东西。那种东西，它在老李脸上见过――老李看那条泛黄的手帕时，脸上就是这种表情。

男人走了。王婶蹲在阿黄面前，双手捧着它的脸，眼睛红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