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建国的遗孀住在镇江老城区一条叫槐树巷的巷子里。

巷子很窄，两边是七八十年代盖的红砖楼，墙皮剥落，露出里面发黑的水泥。路灯坏了一盏，剩下的那盏忽明忽暗，把巷子照得鬼影幢幢。雨从傍晚开始下，不算大，但很密，打在梧桐叶上沙沙响，像无数条细小的鞭子在抽打这座城市的旧伤口。

楼明之站在巷口站了很久。

谢依兰站在他身后半步的位置，撑着伞，没有说话。她注意到楼明之的肩膀绷得很紧，紧到夹克的肩线都被撑了起来。雨水从伞沿滑落，打湿了他左边的袖子，他像没感觉到一样。

“走吧。”他说。

巷子中段有一扇铁皮门，门上的油漆已经锈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。门边墙上钉着一个褪色的蓝色门牌――槐树巷47号。楼明之抬手敲门，指节叩在铁皮上，声音闷闷的，被雨声吞掉了一半。

过了很久，门上的小窗被拉开了一条缝，一只眼睛出现在缝隙后面。那只眼睛苍老、浑浊，眼白泛黄，但目光像针一样尖锐。

“阿姨，是我。”楼明之说。

门开了。

站在门里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，头发全白了，但梳得一丝不苟，在脑后挽了个髻。她穿了件深灰色的开襟毛衣，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，整个人像一把被岁月的磨刀石打磨过的刀――瘦、硬、冷。

她没说话，也没让开门口的位置，就那么站着，看着楼明之。

“我来借师父的笔记。”楼明之说。

老太太的目光从他脸上移到谢依兰身上，停了两秒，又移回来。

“进来。”

屋子里很干净，干净得不像一个独居老人的家。水泥地面拖得发亮，桌上的搪瓷杯摆得整整齐齐，窗台上养着一盆君子兰，叶片肥厚，显然是精心照料过的。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，照片里的男人穿着老式警服，方脸膛，浓眉，嘴角微微上扬，带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。

刘建国。楼明之的师父，镇江刑侦支队的老队长，五年前死于一场“车祸”。

楼明之每次看到这张照片，胸口都会堵上一团东西。他站在照片前，低着头，什么都没说。

老太太走进里屋，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牛皮纸袋。纸袋鼓鼓囊囊的，边角磨得发毛，封口处缠着一圈橡皮筋。她把纸袋放在桌上，但没有马上松手。

“你还在查那个案子。”她说。不是问句。

“是。”

“查到什么了？”

楼明之沉默了一会儿，决定说实话。“青霜门的镇派之剑，今天在许又开的展览上展出了。”

老太太的手微微抖了一下。那一下很轻，轻到几乎看不见，但她的手按在牛皮纸袋上，纸袋发出了极细微的o@声。

“许又开。”她念出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语气不像是在念一个人的名字，更像是在念一块墓碑上的铭文。“你师父当年就说他有问题。所有人都说你师父疑心病重，咬着人家不放。结果呢？”

她没有说下去，但答案都写在墙上那张黑白照片里。

“笔记里有关于青霜门案的内容吗？”楼明之问。

老太太没有回答，转身又进了里屋。这次她待的时间更长，出来的时候抱了一个铁皮盒子，盒子上着一把生锈的小锁。她从毛衣口袋里摸出一把钥匙，打开锁，掀开盖子。盒子里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摞笔记本，封皮都是黑色的，边角磨得起了毛边。

“这是建国最后五年的工作笔记。”老太太说，“他出事之后，我把所有东西都收起来了。这么多年，你是第一个来借的。”

她拿出一本，翻到某一页，推到楼明之面前。

楼明之低头看。师父的字迹他很熟悉，硬朗的仿宋体，每个字的最后一笔都往下顿，像是在纸上用力地钉钉子。这一页写的是：

“2003年11月7日。青霜门案第十七次复核。今日在青霜门旧址发现一枚青铜残片，初步鉴定为春秋时期器物，与剑谱中记载的‘青霜剑’材质吻合。残片送省厅鉴定途中意外遗失。疑有内鬼。”

青霜剑的残片。在送检途中遗失。疑有内鬼。

楼明之往后翻。隔了几页，又看到一条：

“2003年12月2日。收到匿名信，称青霜门覆灭当夜，有人在青霜山脚下看见一辆黑色轿车。车型为老款红旗，车牌号前三位为苏l-01。经查，该号段归属省直机关。向上级申请核查被驳回。”

黑色轿车。省直机关车牌。核查被驳回。

再往后翻：

“2004年3月15日。今日与徐飞白旧友接触，得知徐在案发前一周曾收到一封密信，信中提到‘许某欲得剑谱，速离’。徐飞白未离，次日青霜门覆灭。此‘许某’是否即许又开？无直接证据。”

许某。

楼明之抬起头，看着墙上的照片。刘建国在照片里笑着，那种笑是一个刑警特有的表情――笃定、执拗、不撞南墙不回头。

“师父查到许又开了。”他的声音有些哑。

“查到了。”老太太说，“查到之后一周，他就出事了。”

屋子里安静得只剩下窗外的雨声。谢依兰站在角落里，从进门到现在没说过一句话。她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刘建国的照片上，眼神里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――像是敬意，又像是愧疚。

她的师门和刘建国的死没有关系，但某种意义上，她和楼明之在追查的是同一桩案子、同一批人。那些人在二十年前杀了她的师门长辈，又在五年前杀了楼明之的师父。刀是一样的刀，握刀的手也是同一双手。

“阿姨，”楼明之拿起那本笔记，“这本我能带走吗？”

老太太沉默了很久。她的手指摩挲着铁皮盒子的边缘，像在抚摸一个活着的、会痛的东西。最后她点了点头。

“带走可以。”她说，“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“您说。”

“活着。”老太太的目光像两根钉子，钉在楼明之脸上，“建国走的时候我没能送他。你要是也走了，我这辈子就没脸去见他了。”

楼明之把笔记本塞进外套内袋，扣好扣子，站起来，对着墙上的照片鞠了一躬。

“我答应您。”

两人走出槐树巷的时候，雨下得更大了。谢依兰撑着伞，尽量往楼明之那边靠，但雨还是把他的肩膀浇透了。他像没感觉到一样，走路的步子又大又快，谢依兰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。

“你要去哪儿？”她问。

“去找一个人。”楼明之的声音在雨里显得有些闷，“师父的笔记里提到了徐飞白的旧友。这个人我查过，现在还活着，住在城北的养老院。”

“现在去？已经快九点了。”

“他活不了多久了。”楼明之拦下一辆出租车，“肝癌晚期。养老院的人说他最多还有三个月。三个月够许又开杀他十回了。”

出租车在雨夜里穿行，雨刷器来回摆动，把窗外的霓虹灯割成碎片又拼回去。镇江的夜很安静，安静得不像一个正在发生谋杀的城市。

养老院在城北一个叫桃花坞的地方，名字好听，实际上是一片老旧厂区的家属院改造的。出租车在大门口停下来，楼明之付了钱，两人冒雨跑进门廊。值夜班的护士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大姐，正趴在桌上打盹，被楼明之敲桌子的声音吓醒，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。

“找谁啊？”胖大姐不高兴地揉着眼睛。

“309房的周伯安。”

“探视时间早过了，明天再来。”

楼明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警官证，在她面前晃了一下。证件是过期的，但雨夜里谁也看不清上面的有效期。胖大姐嘟囔了两句，从抽屉里翻出一串钥匙，带着他们往楼上走。

楼道里弥漫着消毒水和老年人体味混合的气息，日光灯管嗡嗡响，有几盏已经坏了，走廊忽明忽暗。309房在走廊尽头，胖大姐开了门，丢下一句“别待太久”就走了。

房间很小，两张床，靠窗那张空着，靠门这张躺着一个枯瘦的老人。

周伯安。徐飞白的旧友，青霜门覆灭案的间接证人。

楼明之在资料里见过他年轻时候的照片，那时的周伯安精壮得像一头牛，在青霜山脚下开了家武馆，手下几十个徒弟。现在的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脸上的肉全都塌了下去，眼窝深得像两个洞。床头挂着一袋营养液，透明的管子一直连到他青筋暴起的手背上。

“周伯安。”楼明之站在床边，低声叫他的名字。

老人的眼皮动了动，睁开一条缝。他的眼睛是灰白色的，像蒙了一层雾，但还是能看出来他在打量来人。

“你是谁？”老人的声音沙哑、含混，像嗓子里塞了一团棉花。

“我是刘建国的学生。刘建国，五年前来问过您青霜门的事。”

老人的眼睛忽然睁大了一些，灰白色的眼珠里闪过一丝光。他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，枯瘦的手指在空中抓了一下，像要抓住什么看不见的东西。

“刘建国……死了。”他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楼明之蹲下来，让自己的视线和老人平齐，“周师傅，我师父当年问您的事，您能再跟我说一遍吗？关于青霜门覆灭前的那封密信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