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秋的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进来，落在堂屋那把老藤椅上。藤椅的扶手被磨得油亮，坐垫上还留着主人长久坐卧压出的凹陷，像一个沉默的模子，印着一个人最后几年里所有的姿势――坐着的、靠着的、歪着头打盹的。

阿黄趴在藤椅下面，下巴搁在两只前爪上，眼睛半闭着。阳光照在它身上，把它黄色的短毛晒得发暖。它的耳朵时不时动一下，捕捉着屋外的声响――巷子里收废品的吆喝声，隔壁老赵家炒菜的滋啦声，远处学校放学的铃声。每一个声音它都要分辨一下。分辨那个它等了很久很久的脚步声。

今天没有那个脚步声。昨天也没有。前天也没有。

但它还是在等。

藤椅旁边的矮几上放着一只搪瓷杯，杯子里的茶早就干了，杯底结了一层深褐色的茶垢。杯子旁边是一盒没抽完的烟，牌子是最便宜的那种，烟盒被压瘪了一个角，盖子敞着，露出里面仅剩的三根烟。阿黄有时候会抬起头，嗅一嗅那三根烟的味道。那种干燥的、微苦的烟草味，是老李身上最浓烈的气味。它记得这种气味。它记得他坐在藤椅上抽烟的样子――右手夹着烟，左手搭在扶手上，指节粗大，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铁锈，烟雾从他鼻孔里慢悠悠地出来，在午后的光柱里翻卷，像一个不会说话的魂。

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？阿黄没有时间的概念。它不知道“三个月”是多长。它只知道太阳升起来落下去，升起来又落下去，重复了很多很多次。每一次太阳升起来，它都以为他会从那个门口走进来――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，肩膀上落着从工厂带回来的铁灰，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，袋子里有时候是半个卤猪蹄，有时候是一把青菜，有时候什么也没有，但他的手一定会在进门的第一时间伸过来，摸摸它的脑袋，沙哑地说一句：“阿黄，我回来了。”

它还在等那句话。

堂屋的陈设还是老李走那天的样子。电视机顶上落了一层薄灰，遥控器搁在茶几上，电池已经漏了液，把遥控器背面腐蚀出一小片白色的粉末。墙上的挂钟停了，停在十点三十五分――是停电之后就没再走过，还是刚好坏在了那个时刻，没人知道。日历还翻在七月那一页，七月十二号被红笔圈了一个圈，旁边歪歪扭扭写了两个字：“买米”。那是老李的字。他的字一向不好看，横不平竖不直的，像他这个人一样粗糙。但那两个字至今还在，没有被撕掉，没有被翻过去。阿黄不认识字，但它记得那个早上。那天早上老李站在日历前面，眯着眼睛看了半天，自自语地说：“米快没了，得去买一袋。”然后他低头看了阿黄一眼，笑着说：“顺便给你买个鸡腿。”

鸡腿没有买回来。米也没有买回来。

那天他出门的时候是下午两点，太阳很大，蝉叫得厉害。他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――不是那件工装，是一件格子衬衫，领口磨得起了毛边，但洗得很干净。那是他最好的一件衣服。他穿好之后在镜子前面站了一会儿，用手理了理头发――他的头发已经白了大半，理不理其实没什么区别。然后他弯腰拍了拍阿黄的脑袋，说：“我出去一趟。你好好看家。”他的声音跟平时不太一样。平时说“好好看家”的时候，语气是随意的，像在说一句无关紧要的口头禅。但那一天，他说得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，好像想把这句话刻在阿黄的耳朵里。阿黄记得他的手。那只手放在它头上的时候比平时重，比平时久，掌心是热的，有一点微微的黏――是汗。他在紧张。

阿黄不懂紧张是什么，但它舔了一下那只手。它想的是：你的手好咸。它不知道那是最后一次。它以为他只是出去买个米。它以为过一两个钟头他就回来了，手里拎着米袋子和鸡腿，进门的时候被门槛绊一下，骂一句脏话，然后把鸡腿丢进它碗里，自己坐在藤椅上点一根烟，开始唠叨今天米又涨了两块钱。

它等了一下午。又等了一晚上。

天黑的时候他还没回来，阿黄开始不安。它在堂屋里转圈，从门口跑到藤椅旁边，又从藤椅旁边跑到门口，来来回回几十趟，爪子在水泥地上磨出了细碎的声响。它趴在门槛上，鼻子冲着门缝，拼命在空气里搜寻他的气味。老李的气味还在――藤椅上有，茶杯上有，那件搭在椅背上的旧外套上有。可门缝里没有新的。没有他正在往家走的气息，没有他手上拎着的米袋子的味道，没有他走路时脚底扬起的灰尘的味道。什么都没有。

第二天早上，来的是隔壁的老赵。老赵推开院门的时候，阿黄从藤椅底下一下子蹿起来，尾巴摇得像一把失控的扇子。它冲到门口，闻了一下，尾巴停了。不是他。老赵穿着一双解放鞋，走路外八字，身上有股膏药味。他的眼神怪怪的――躲闪，不敢看它。他蹲下来，伸出手想摸阿黄的脑袋，阿黄往后退了一步。它不要别人摸。它要那只粗糙的、有铁锈味的、掌心永远发烫的手。老赵蹲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，站起来在屋里转了一圈，把灶台上那锅已经馊了的粥端出去倒了，又把窗户开了半扇通风。他走的时候，阿黄跟到门口。老赵回头看了它一眼，摇着头说：“别等了。他不会回来了。”阿黄不知道“不会回来”是什么意思。它只听懂了一个词――“回来”。它以为这是一个承诺。

后来邻居们陆陆续续来过几趟。有人带了一袋狗粮，有人倒了一碗剩饭，有人把院门修了修――说怕阿黄跑丢了。阿黄没有跑。它哪儿也不去。它就守在这间屋子里，趴在藤椅下面，等那个永远不会再从巷口拐过来的人。

它学会了分辨巷子里每一种脚步声的远近：老赵是外八字，拖拖踏踏的；收废品的老陈一瘸一拐，左脚下地比右脚重；隔壁新搬来的年轻夫妻走路很快，鞋跟敲在石板上当当响。有时候远处会传来一阵模糊的脚步声，节奏和老李很像――也是那种不紧不慢的、鞋底磨地的沙沙声。阿黄就会一下子竖起耳朵，抬起头，眼睛亮了，尾巴在地面上啪啪地敲两下，浑身绷紧了，等着。等着那脚步声拐过巷口的电线杆，沿着院墙越走越近，然后在门口停住，接着是钥匙响――老李的钥匙只有两把，一把大的，一把小的，碰在一起叮叮当当，阿黄闭着眼都能认出来。它等过无数次，每一次都是别人经过，或者风吹动了什么，或者根本没声音。然后那脚步声渐远，阿黄的眼神又暗了下去，把下巴搁回爪子上，尾巴不扫了。它不叫，也不闹，只是把身体缩得更紧了一点，像是怕自己占了太多地方。

但院子里的落叶越积越厚。门前的野草钻出石缝，高过了门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