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行了，别等了。”他说。阿黄感觉到他的手停了下来，停在它头顶上，那只粗糙的手轻轻拍了拍它的脑袋――拍了两下，又拍了一下，就像从前他每天出门前做的那样。“走，阿黄，跟我回家。”

阿黄想叫一声，像从前那样汪汪地叫，可它的喉咙里只发出了一声很轻很轻的呜咽――那呜咽没有从梦里溢出来，只是在它自己的胸腔里滚了一圈，又沉回身体深处。

雪停了。第二天老赵推开院门的时候，雪已经埋过了门槛。他看见阿黄躺在藤椅的投影里――侧着身，尾巴端端正正地蜷在那道它守了半辈子的地砖缝上。那条老李缝的垫子就在它旁边，垫子上落了一层薄雪，雪上印着阿黄最后留下的那个体温印子，边缘已经结了一层薄冰。藤椅还在微微晃着。没有风，但藤椅还在晃――就像刚才有人从这里站起来，轻轻推了它一把。老赵说，他站在院子当中哭了很久，然后蹲下来把那条垫子盖在阿黄身上，把口袋里最后一根烟放在那片枯叶旁边。

巷子里，收废品的老陈推着板车经过，车轮在雪地上碾出两道歪歪扭扭的印子，嘴里哼着一首不知道名字的老歌。隔壁新搬来的那对年轻夫妻正在院子里铲雪，铁锹刮过水泥地，声音尖锐而明亮。远处护城河的冰面上，一群麻雀落在枯荷的断茎上，一蹦一跳地在雪里找吃的。老槐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终于落了，打着旋儿，在空中飘了很久很久。它飘过电线杆，飘过老赵家的卫星锅，飘过那扇虚掩的木门，落在那把已经不再晃动的藤椅上――端端正正的，像一只手，轻轻按在了一个人长久坐过的地方。

雪又下了。

不是那种急急忙忙的雪，是慢悠悠的、不慌不忙的，像是老天爷也知道，有些事急不得，有些路要慢慢走。雪落在护城河边的柳树上，落在第三棵柳树光秃秃的枝丫上，积了薄薄一层白。那根电线杆底下，阿黄常做的记号早就被雪盖住了，但雪下面那个痕迹还在――那是无数次抬腿留下的，一层叠一层，叠了好几年，比雪深，比风久，比冬天长。

开春的时候，护城河解冻了。柳树抽了新芽，嫩绿嫩绿的，风一吹就沙沙响，像是在跟每一个路过的人打招呼。第三棵柳树下头，有人放了一张长椅，长椅上坐着一个老头。不是老李，是老赵。老赵每天傍晚都来坐一会儿，带一壶茶，茶是便宜的茉莉花茶，泡出来的颜色黄黄的，香气很冲。他坐在长椅上，看着河水发呆。河里漂着几瓣不知从哪儿飘来的桃花，粉粉的，在水面上转着圈，转着转着就漂远了。他有时候会跟长椅旁边的人说几句话――有人问他，老赵你天天坐这儿干啥呢？他说，替我老哥们儿遛狗。那人左右看看，说，狗呢？老赵不说话，只是低头看了看长椅下面。

又过了些年。巷子口的香椿树长高了，高过了院墙，高过了老赵家的卫星锅，高过了电线杆上那个废弃的鸟窝。春天香椿发芽的时候，巷子里的小孩子们会拿着竹竿去打香椿芽。有个小孩打偏了，竹竿碰到老李家的院墙上，碰掉了一块灰皮，露出底下青灰色的砖。他趴在墙头上往里看――院子里没有人。一把藤椅，一只空碗，碗里积了半碗雨水，水面上漂着一片不知道什么时候落进去的香椿叶。小孩觉得没意思，跳下墙走了。

后来巷子被划进了拆迁范围。施工队来的时候，院墙上用白漆画了一个大大的“拆”字。推土机停在巷口，铲斗高高扬着，却迟迟没有动。工头在院子里站了很久，把藤椅搬出来放在树下，把搪瓷碗摆正，把那个空烟盒捡起来搁在窗台上。然后他回头跟开推土机的人说，等一天。那人说等什么？工头想了想，说不清，可能是等一场雨，也可能是等一只狗。

但更大的可能是，他自己也说不清在等什么。

再后来，巷子没了。护城河还在。柳树还在。第三棵柳树还在。那棵柳树长得特别好，比旁边的都高出一截，树冠像一把巨大的绿伞，遮住了半边河岸。住在附近的老人们说，这棵树底下，以前常有个老头领着他的黄狗来。后来老头不来了，黄狗自己来。再后来黄狗也不来了，但这棵树长得格外壮。有人说底下的土好。有人说什么土不土的――是有人在这儿等了太久，把土都等热了。

河水还在流，从西往东，不急不缓。春天柳絮飘在水面上，夏天叶子落在水面上，秋天枯枝掉在水面上，到了冬天，冰碴子挤着冰碴子，发出细细碎碎的声响，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轻轻咳嗽，又像是一只狗趴在门槛上，用尾巴一下一下扫着地。

那些没等到的，都在风里。那些没说完的，都在叶子上。那些没走完的路，护城河替他们走着。那些没来得及说再见的人，总有一天会在另一棵柳树下见面――一个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，一只黄狗摇着尾巴冲过去，扑在他膝盖上，舔他手背上那块疤。他蹲下来，喉咙里滚出一声笑，揉着它的后颈骂一句：“叫什么叫，不就出去了一会儿嘛。”

柳树从不解释自己的年岁，河水从不交代自己的去向。世间最深的陪伴，从来不需要说出口。只需要一根电线杆上的旧爪痕，一把藤椅压出的凹陷，一片被叼到树下的枯叶。只需要春天按时来，柳絮按时飞，护城河的水带着那些没有流完的眼泪，一直往东，一直往东。

而河边的第三棵柳树下，长椅空着。风从河对岸吹过来，吹动柳条，沙沙，沙沙，像狗的尾巴在扫落叶，像一只粗糙的手在摸耳朵，像一个人在说――阿黄，走了，跟我回家。_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