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李住院的消息，是立冬那天传来的。
阿黄记得那个早晨。天冷得出奇，屋檐下挂了一排白惨惨的冰溜子，院子里的梧桐树光秃秃的，枝丫戳着铅灰色的天空，像谁用炭笔在纸上划下的凌乱线条。它趴在藤椅旁边，把鼻子埋进那堆已经干枯卷曲的落叶里，嗅着上面残存的最后一点烟草味。那味道已经很淡了，淡到它必须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鼻尖上，才能捕捉到一丝一毫。
门就是在这时候被推开的。
进来的是王婶和她的大侄子。王婶的眼睛红红的，像是刚刚哭过。她的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老李的那件藏青色棉袄，袖口磨得发亮的、阿黄再熟悉不过的那件。棉袄上还沾着老李早晨喝粥时不小心滴上去的米汤印子，阿黄一眼就认出来了。
它站起来，摇了摇尾巴，朝王婶身后张望。门口空空的。没有人弯着腰走进来，没有人用那沙哑的声音喊它“阿黄，过来”。只有风灌进院子，把地上的碎叶子吹得打了几个旋。
王婶蹲下来，摸了摸阿黄的脑袋。她的手很凉，带着外面冷风的温度。她的声音有些发抖，像是忍着什么：“阿黄，老李他……他住院了。这几天你就跟着婶子，婶子给你弄吃的。”
阿黄歪了歪脑袋。
住院。它记得这个词。上回老李咳嗽得特别厉害的那几天，王婶就站在院子里说过这个词。“得住院”，“不住院不行”。然后老李摆了摆手，说“住什么院，我这把老骨头，住进去就出不来”。王婶气得骂了他两句，最后也没能把他拽上车。
可现在，老李还是去了。在阿黄不知道的时候。
它不知道是怎么去的，是那辆白色的、车顶闪着红蓝光的车？它远远见过那种车，发出尖锐的叫声，像一只受了伤的巨兽。有一回它在巷子口看见那种车从街上呼啸而过，叫声刺得它耳朵发疼，它夹着尾巴跑回了院子里。老李那时候坐在藤椅上晒太阳，听见那声音，手里的烟卷停了一下，然后慢慢地吸了一口，说：“又有人被拉走了。”
现在，老李也被拉走了。
阿黄从王婶的手底下钻出来，跑到院门口，冲着巷子外面叫了一声。声音在空荡荡的巷子里回荡了两下，就被风吹散了。没有回应。老李的脚步声不会在那头响起了，他那双磨歪了后跟的解放鞋，踩在青石板上的声音――啪嗒，啪嗒，不急不缓――再也听不到了。
王婶把它拽回了屋里。她往阿黄的食盆里倒了些剩饭，拌了点菜汤，又把一碗水放在旁边。然后她在屋里站了一会儿，环顾着四周。藤椅、旧毯子、墙上的照片、灶台上喝了一半的粥。她的目光在那些东西上一一停留，最后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“这老头子，一辈子要强。到头来……”她没有说下去。
门关上了。院子里安静下来。
阿黄趴在藤椅旁边，看着那扇紧闭的门。它没有去碰食盆里的饭，虽然它已经饿了一早上。它只是趴在那里，把下巴搁在前爪上，耳朵竖得笔直，听着门外的一切声响。
巷子里有人走过。挑担子卖豆腐的老陈，脚步重，扁担吱呀吱呀响。它认得。去上学的隔壁小丫头，蹦蹦跳跳的，书包上的铃铛叮叮当当。它认得。但它没有动。它们都不是它要等的声音。
它要等的声音，是老李那双磨歪了后跟的解放鞋，踩在青石板上的――啪嗒，啪嗒，不急不缓。
住院的第三天，王婶带阿黄去了一趟医院。
它从来没有进过那样的地方。白色的墙，白色的灯，白色的床单。到处都是刺鼻的气味，又苦又涩，像打翻了的药瓶子。有人在走廊里咳嗽，有人在低声啜泣。穿白大褂的人脚步匆匆，推车上的金属器械叮当作响。
阿黄夹着尾巴，紧跟在王婶腿边。
它在一间病房里见到了老李。
老李躺在一张窄窄的白床上，鼻子里插着透明的管子，手臂上扎着针，连着一根细细的软管，软管那头吊着一个倒挂的瓶子。他瘦了。才几天不见，颧骨就高高地凸了出来，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。露在被单外面的那只手，青筋和骨节的轮廓清晰得像地图上的河流与山脉，皮肤上还贴着白色的胶布，胶布下面是一小块淤青的针眼。
阿黄愣在门口。
它不敢相信那是老李。老李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老李应该是坐在藤椅上晒太阳的，是端着热粥吹气的，是用粗糙的手掌揉它耳朵的。老李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躺在床上、闭着眼睛、呼吸又浅又慢的人，不是老李。
可那气味是老李的。烟草味被药水味盖住了大半，但它还是闻到了。就在那层刺鼻的消毒水气味底下，藏着老李的味道。淡淡的，暖暖的，像冬天的炉火将熄未熄时最后那一捧余烬。还有那件搭在床尾的藏青色棉袄，袖口磨得发亮的，沾着米汤印子的，是它每天早晨都要用鼻子拱一拱的那一件。
阿黄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把下巴搁在床沿上。
它舔了舔老李的手指。那只手很凉，凉得它心里一颤，但它没有缩回去。它一口一口地舔着，呼出的热气濡湿了老李的手背，像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把那些流失的温度一点一点找回来。
老李的手指动了一下。
然后他慢慢睁开了眼睛。那双浑浊的眼睛转向阿黄，定定地看了好一会儿，像是花了很大力气才认出来。他的嘴唇动了动，没有声音。又动了一下，才有一丝沙哑的气流从喉咙里挤出来。
“阿黄……”
阿黄的尾巴疯狂地摇了起来。它拼命地舔老李的手，舔他的胳膊，舔他能碰到的任何地方。它想告诉他，它来了。它一直在等他。院子里的落叶又攒了好多，它都叼到藤椅下面了，厚厚的一层，够他暖和一整个冬天了。
老李的眼角有一点亮晶晶的东西。他费力地抬起另一只手，摸了摸阿黄的脑袋。那动作很轻，很慢，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手指在阿黄的耳朵后面停了一下――那是阿黄最喜欢被摸的地方――然后慢慢滑下来，落在阿黄的脖子上。
“乖……乖狗。”
阿黄把脑袋拱进老李的手心里，喉咙里发出一声低低的呜咽。那声音从胸腔深处涌上来，闷闷的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它有好多话想说，但嘴里只能发出这样的声音。它不知道老李能不能听懂。它希望他能。
护士进来了，说探视时间到了。王婶红着眼眶把阿黄往外拽。阿黄的四只爪子扒着光滑的地板，指甲在瓷砖上刮出刺耳的声响，脖子上的皮项圈勒得它喘不过气来。它回头看了一眼。
老李正侧着头看它。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光，有泪，还有别的什么东西。后来阿黄才知道，那种东西叫做“不舍”。
病房的门在它面前关上了。白色。冰冷的白色。
它不知道，这扇门再也不会为老李打开了。至少，不会再由老李亲手打开。
从医院回来之后，阿黄每天傍晚都去巷子口等。
它选的位置很准――就在巷口那根歪了半截的电线杆底下。以前老李出门回来，总是从那个方向出现。他的身影会先出现在巷口的拐角处，灰扑扑的衣裳，佝偻的背，走得很慢，但每一步都踩得稳稳当当。阿黄老远就能认出来，尾巴比眼睛先做出反应。然后它会飞跑过去，绕着老李的腿转圈，用鼻子拱他的手。老李会低头看它，笑着说：“等着急了吧？走，回家。”
现在，它还在等。
天色一寸一寸暗下来。路灯亮了，昏黄的灯光在它身上投下一圈模糊的光晕。有脚步声从巷口传来――隔壁的张婶出来倒垃圾，楼上的刘叔遛完弯回家，放学的孩子们笑着跑过去。它抬头看一眼，又把下巴搁回前爪上。
都不是。不是那个走得很慢的、灰扑扑的身影。
有人给它扔过半块馒头，有人蹲下来摸过它的头说“这狗真乖”，有人叹着气说“它还在等呢”。阿黄听不懂那些话。它只知道，老李会回来的。他答应过。
那天在院子里，秋天的阳光很好，老李坐在藤椅上，阿黄趴在他脚边。老李摸着它的脑袋说：“阿黄，你跟着我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有我一口吃的，就有你一口。”
它摇了摇尾巴，把这句话吞进了肚子里。它不知道这叫做“承诺”。它只是信了。信得彻彻底底，信得毫无保留。
可老李没有回来。
一天。两天。一个星期。两个星期。